旧上海沙逊与哈同谁的影响力更大？
前两天写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文章，周译老师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就上海沙逊与哈同谁的影响力更大？我感觉这个问题提的很独特，因为他们二人都是犹太人在中国上海也都取得了成功究竟是谁更胜一筹？我没有马上回复周老师。因为手里虽然有一些资料但是不全花了一点时间收集了一些资料应该讲有了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哈同与沙逊其人吧！
第一次让我了解哈同是环球时报上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炒房集团的故事，那篇文章出台的背景是因为随着中国发布限制外资购房的相关规定，外资炒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房地产市场风云变幻的背后从来就不缺少外资的身影，而在100年前的上海，由犹太人组成的“炒房团”通过炒卖地皮房产，在短期内积聚了巨额财富，成为了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富有的群体。
旧上海成为犹太人的发财“天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随着列强纷纷在上海开设租界，上海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近代的上海不仅是“乐园”，还是“天堂”。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巴格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定居，形成了上海最早的犹太社区。进入20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执行排犹政策，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无情地对当时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关上了大门。远离欧洲1万多公里的中国上海却张开双臂，以其“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欢迎犹太难民的到来。仅在1933年—1941年间，涌入上海滩的犹太难民就有约3万人，其中有2.5万人定居下来，并在上海形成了3个新的犹太人社区。虽说上海城远不如柏林、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名城漂亮整洁，但由于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让上海成为了这些异乡来客心目中的“天堂”。
犹太人把上海当作“天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大亨”。如沙逊集团的领袖沙逊，他的集团在民国时期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食品、建筑、金融等13个行业。嘉道理、安诺德、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等也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大财主，而他们中最富有的则要数欧司·哈同(1849年—1931年)了。
从流浪汉到“远东首富”，哈同成为传奇房地产大亨
哈同发家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1849年，哈同生于巴格达，他幼年生活很苦，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后来，哈同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替犹太老乡开办的沙逊洋行看大门。由于为人勤快、谦让，他很快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可是一个肥差，利用这个职务，哈同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他很快就积攒了一笔财富，并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的土地。
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这些胜利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的洋人却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去香港躲避一下。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说服了妻子后，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哈同把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由于哈同在关键时刻“不退缩”，维护秩序“有功”，1887年被聘请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当时这是租界最高的荣誉职务。哈同从此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并被人称为“远东首富”。
结交各派政治势力，犹太“炒房团”在乱世中坐大
其实，当时在上海的外国炒房团并不只哈同一家，即便在犹太人中，哈同也并不是最早的。19世纪70年代后期，犹太人开办的沙逊集团就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业，成为沪上“房地产大王”。哈同集团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除了集团领袖哈同出色的判断能力外，还和他与当时中国政府高官的良好关系有关。
清末民初，哈同集团在乱世中一直不断发展，并且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1909年，罗迦陵曾前往天津，拜见隆裕太后的母亲，并被收为干女儿，隆裕太后还亲自赐名“福”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在上海的3个护军使，都与哈同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哈同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1901年，罗迦陵结识了著名僧人黄宗仰，并请他为自己设计了爱俪园。1910年爱俪园在涌泉路(今南京西路)落成。经黄宗仰疏通，孙中山、蔡元培到过爱俪园，蔡锷将军曾在此养病，就连章太炎的婚礼也是在园中举行的。
哈同“炒房团”的另一个特点是看重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盯着眼前的好处。哈同集团曾在河南路口到西藏路一带买了不少房产地产，但由于西藏路交通不便，上涨余地很小。此时，哈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马路，并自掏腰包60万两银子，雇人在他购买的地段铺设马路。马路修好以后，这一带的房价涨了10倍多。另外，哈同很早就在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之地购买了300亩空地，购买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值。后来，由于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不断扩张，哈同集团的这300亩地也被征用，哈同他们又狠狠赚了一笔。
到20世纪30年代，哈同集团在上海的房产已超过沙逊集团，成为“炒房团”的龙头老大，哈同也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地皮大王”，仅他一家就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44%，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哈同要么在自己地皮上盖上房子，收取租金，要么干脆把地皮租给别人，坐享其成。到1931年哈同病逝时，该集团中光哈同自己的资产就有1.7亿元，其中包括460亩地，1300多栋房屋，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
为什么哈同集团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聚敛这么多财富，当时的一首歌谣曾这样描述：“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或许，正是把当前利益放在长远利益的框架中进行考量，才能有长远的辉煌。
投资慈善、文化事业，毁于家族内斗和日本侵华
哈同集团后期曾大力支持中国的文化和慈善事业。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爱俪园里常住，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国学著作。从1910年开始，哈同等人创立免费的哈同大学，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是其中一名学生。另外，他们还发起“工人识字运动”，开办了5所“工人进德义校”。1910年和1917年，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水灾，哈同组建了“义赈会”，半个多月就筹集500多万元捐款。由于哈同夫妇没有儿女，他们收养了很多孤儿作为养子养女。虽然哈同集团的这些花费只是他们在中国所赚取利润的零头，但这些善举还是让人至今难忘，也在客观上加强了集团的事业。
然而，随着哈同在1931年死去，集团逐渐走上下坡路。哈同死后，留下的巨额财产让不少人垂涎三尺，哈同夫妇的养女、管家、亲戚，甚至汪伪政权和日本侵略军都参加了争夺，哈同集团开始瓦解。更要命的是日军侵占上海后，大力排挤各国商人，征用哈同集团的房产。爱俪园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到1945年，这个近代上海最豪华的私家园林仅剩几间洋房而已。哈同集团也随着爱俪园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苏联等国和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到1953年，曾有数万人的几个犹太社区只剩440人。而在这次犹太“移民”后，哈同“炒房团”基本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凡是年仅古稀的老人或者对旧上海历史稍感兴趣的中青年，在经过矗立于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时，都知道这座国际著名的饭店在解放前叫华懋饭店，而和平饭店所在的大厦解放前叫沙逊大厦，建造沙逊大厦的是一个名叫“跷脚沙逊”的英国人。一些人或许还知道，这个“跷脚沙逊”的真名实姓是埃利斯·维克多·沙逊。至于有关此人的进一步情况，许多人恐怕就答不上来了。无怪乎有位作者叹息地写道：“30年代的沙逊在上海似乎除了造房子，还是造房子。他在上海的生活究竟怎样的，人们一无所知。”
我们很容易找到维克多·沙逊在旧上海留下的众多标志性建筑，诸如现为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和格林文纳公寓、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等等，但我们很难找到与他个人有关的可靠材料，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网上的。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旧上海兴趣的日趋浓厚，一些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跷脚沙逊”这个传奇人物。可是，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他们只能人云亦云，甚或胡编乱造，许多说法彼此矛盾，离事实相去甚远。
就拿“跷脚沙逊”的脚究竟是怎么“跷”的来说，就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他“赌博跑马，从马背上跌落，左脚受伤，留下残疾”；有的说他“在战争中因伤致残，坏了一只脚，走路一瘸一跛”。其实，他是在飞行训练中因战机失事而致残的。
维克多·沙逊被人们尊称为维克多爵士，但他这个爵位是怎么来的，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的祖辈曾得到英国的爵士封号，所以恭维他的人又叫他沙逊爵士”，似乎他的这个“爵士”只是人们为了拍他的马屁而随口叫叫而已。有的说他“世袭准男爵”，这么说有点含糊其辞。沙逊家族中共有两人被英国王室授予从男爵爵位，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祖父阿尔伯特·沙逊，另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父雅各布·沙逊。他所继承的究竟是哪一个人的爵位？事实是，雅各布·沙逊因为没有继承人，把爵位传给弟弟、维克多·沙逊的父亲爱德华·伊莱亚斯·沙逊，再传给维克多·沙逊。这个爵位一共传了两代就终结了，说“世袭”未免有点唬人。
许多作者在写到维克多·沙逊时，都说他“终身未婚”，其实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他是否结了婚还是查得到的。只是因为他大半辈子没有结婚，就沿袭很多年前的过时说法，这么做未免太偷懒了一点。
有位作者对旧上海的“风花雪月”颇有心得，可惜他对“跷脚沙逊”的描述有点随心所欲，罔顾简单的历史事实。在他的文章中，维克多·沙逊成了一个“金发红肤的小‘赤佬’”，在“本世纪(指20世纪)刚刚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乘坐“英营东印度公司的轮船”的“蹩脚的三等舱”，前往孟买“尽快结束在印度的新沙逊洋行的业务，然后去中国上海发展”。这位作者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维克多·沙逊是犹太人，而不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长的是黑头发，不可能是金发；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他的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变“跷”的；他结束新沙逊洋行在印度的业务的时间是1931年；他出生在富豪之家，虽然“老沙逊从不让后代成为靠在祖业上的纨绔子弟”，但他总不至于乘坐“蹩脚的三等舱”去孟买结束公司业务，况且时间已到了20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还存在吗？
有关沙逊家族的一些说法，国外学者的观点，与国内的权威说法并不一致。比如上海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45年，但国外学者认为是1850年。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正式划定英租界最初的范围是在1845年11月，虽然当年有若干外国商行进入租界，但显然并不包括沙逊洋行。按照现代沙逊家族的奠基人大卫·沙逊的“后发制人”的处世原则，确定1850年是上海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似乎更为妥当一点。
再比如，伊莱亚斯·沙逊另起炉灶创办新沙逊洋行的时间，国外学者认为是1867年，而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72年。大卫·沙逊于1864年去世，他的次子伊莱亚斯既然不甘居于大哥阿尔伯特之下，在父亲去世3年后、而不是8年后决定自立门户似乎更合情理。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把新、老沙逊洋行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称其为“沙逊集团”，认为既然都是沙逊家的企业，必然关系密切，同进共退。事实上，整个沙逊家族对伊莱亚斯·沙逊创办新沙逊洋行的“叛逆”之举，表面上没有说什么，心底里却是极其反感的。在伊莱亚斯·沙逊自立门户之后，不但新、老沙逊洋行彼此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而且伊莱亚斯·沙逊与其他兄弟之间也很少有私人交往。甚至他们的后代所上的学校也是不同的。伊莱亚斯·沙逊的后代，比如他的孙子、本书主人公维克多·沙逊，在英国上的是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而伊莱亚斯·沙逊的兄弟们的后代上的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
从上述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沙逊比哈同更早进入上海，然而哈同取得的成就比沙逊更大，这也只是我个人观点事事非非其实专家早有定论你我百姓把它拉出来戏谈一番不过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注：本文参考资料：
环球时报旧上海有个犹太“炒房团”作者（刘作奎）
《上海旧事之跷脚沙逊》作者：夏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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